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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常玉与常书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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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的子女们(常书鸿的子女)
您好,现在陈琳来解答以上的问题。常书鸿的子女们,常书鸿的子女相信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常书鸿和陈芝秀的赶紧就算是后者了,他们都是民国时期的美术家。
2、在当时常书鸿比妻子大整整4岁,而两人的感情也带有一些父母包办的因素。
3、而二人却有着共同的爱好,那就是绘画,后来在婚后两个人一起在法国留学,在当时的高等美术学院学习雕塑艺术,而二人凭借高超的悟性,在学习中成为别人羡慕的佼佼者。
4、而1931年3月,陈芝秀生下了和常书鸿的第一个孩子,当时是一个女儿,取名为常沙娜。
5、而有了孩子之后,这两个人也算是有了一个奋斗的新目标。
6、而家庭也是更加的温馨,在5年后的1936年,常书鸿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先期回国,而在回国后的他马上就得到了一个工作: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长。
7、这对于常书鸿来说是十分完美的工作,而对于这个职位的喜爱和艺术的追求,以把灿烂辉煌的敦煌艺术重新修复,让世人所知。
8、他的工作达到了一种废寝忘食的境界。
9、此后因为敦煌的艺术实在是对常书鸿吸引力是在太大了,于是他就有了在这里安营扎寨的想法,后来在1941年,学成归国的陈芝秀在重庆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在嘉陵江边出生,于是就取名为嘉陵。
10、而陈芝秀一开始也在重庆工作,在当时常书鸿提出在敦煌工作的时候,她也是十分反对的,当时的敦煌环境十分恶劣,觉得十分不适合他。
11、但经不住常书鸿的坚持,最后举家搬到了敦煌。
12、有儿有女,一家人也能天天在一起,看着也是很幸福。
13、但是常书鸿对于工作的热爱让他已经忘记了关心家庭。
14、而在残酷的现实中,陈芝秀被生活搞得心力憔悴,加上常书鸿的工作也没有什么成果,忍无可忍的陈芝秀在1945年4月,以离婚的结果离开了常书鸿。
15、妻子愤而离开,而儿女则丢给了常书鸿。
16、而常书鸿在离婚后心情很不好,他怀着很强烈的愧疚之情,差一点崩溃。
17、但是看着身边的儿女,他强打起精神后,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同时要抚养两个孩子成年,此后他继续致力于修复敦煌古迹的工程中,几十年的辛苦,终于换来了成功,当时开了很多的大型展览,还出版了很多画册。
18、而生活一下子转向好的常书鸿自然也对两个孩子倾注了更好地物质条件,两个孩子后来也很有出息。
身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为什么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
因为常书鸿比较低调,而且他专注于敦煌艺术,踏踏实实做研究和保护,因此国人对他的了解比较少。相信去过敦煌石窟的朋友们都知道,敦煌艺术是多么引人入胜,虽然现在我国在敦煌艺术的发掘和保护方面已经有所建树,但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如果没有像常书鸿这样的艺术家的保护,那么敦煌莫高窟恐怕不会保存得如此完好。
常书鸿出生于杭州,从小就对艺术情有独钟,不过他的父亲却认为艺术毫无作用,希望他能够从事一些更实用的专业,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选择了和艺术稍微沾边的染织专业。虽然迫于形势选择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但是常书鸿心里清楚,自己以后是一定会从事艺术行业的,而为了获取更多的相关知识,常书鸿决定前往法国留学。在法国的十年时间内,常书鸿的绘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而他在当地的知名度也是越来越高。
虽然当时的常书鸿在国外已经名利双收,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法国巴黎的他在一本小册子中看到了中国的敦煌石窟。敦煌艺术的华美与艳丽深深触动了常书鸿,他决定回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敦煌艺术。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生活条件本就无比艰难,而来到敦煌莫高窟的常书鸿发现,这里的生活条件比国内其他地方更差,要想保护敦煌艺术,常书鸿和其团队所面临的难度相当之大。但是常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几乎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常书鸿为了敦煌艺术牺牲到什么地步呢?当时因为拼命工作的他对妻子有所忽视,所以忍受不住恶劣条件的妻子选择抛夫弃子,和一个男人远走高飞。不得不说,常书鸿为了敦煌艺术的确是奉献了不少。
常书鸿的人物简历
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家。
1904年4月6日出生于杭州市,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预科,学习染织专业,1923年染织毕业,留校任教。
1925年任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美术教员,1926年,学校转为浙江大学工业学院,任本科美术教员。
1927年6月,带职自费赴法国留学,11月考入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预科学习。一年后提前升入专科,学习油画。
1936年受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之邀,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1938年抗战爆发后,随国立艺专迁校云南,任代理校长之职。
1940年离开艺专,任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兼秘书。
1942年9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成立,任副主任。
1943年3月到达敦煌。
1944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任所长。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文化事业局,转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任所长。
1956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元月,“敦煌艺术展”在日本东京开幕。
1982年3月,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举家迁往北京。
同年4月回母校浙江大学参加85周年校庆,10月在学校与夫人李承仙合作绘制大型油画“攀登珠峰”。该图展览于浙江省博物馆
1993年8月,完成《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回忆录。
那关于敦煌,常书鸿有一个什么称号
您好,我是敦煌漠葛旅行的漠小高,很高兴为您解答。常书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他与敦煌有着深厚的历史情缘。
一九一八年冬,常书鸿考入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电机科(注:浙江大学前身)染织科。毕业后,被留校任教。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好友沈西苓的父亲沈兹九的资助下,乘坐“达达尼”号邮轮,终于到了他昼思夜想的艺术天堂法国。
到巴黎后不久,常书鸿就获得了公费留学的名额,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一九三二年,常书鸿从国立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油画系和纺织图案系毕业,他创作的油画《G夫人像》,获得全校毕业生作品第一名。此后又以油画《浴后梳妆》《浴女》获得第一名,被保送到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深造,师从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当代著名新现实主义大师劳朗斯。他的作品《湖畔》被选送参加里昂一九三三年春季沙龙展,获银质奖;一九三四年在里昂春季沙龙展出的《裸妇》,得到了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被法国国家收藏。
那时,常书鸿已在法国取得桂冠,画廊向他发出的订单很多,完全可以在法国过着舒适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他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一九三六年,就在他准备离开巴黎前,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来电,邀其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因那时西北政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艺专继续教书。一九四二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然后分别包装偷运出国。全国舆论对于国宝的讨论沸沸扬扬,由此敦煌石窟历次所遭受的劫掠和破坏的话题也被提及。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提议下,国民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推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经过六年的坎坷风雨和漫长等待,就要实现去敦煌的理想,常书鸿立即着手准备西行。一九四二年冬,他只身离开重庆赶赴兰州,在那里招兵买马了五个人。一九四三年二月,他们六个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走了一个多月,总算到达了有“风城”之称的安西。他们在安西雇了十几头骆驼,走入了真正的荒凉之地,又经过了三天两夜的饱受困乏和饥渴的行程后,终于到达了莫高窟。
守护敦煌
到达敦煌的当天,常书鸿就顾不上休息,对敦煌作了初次巡礼。在名震世界的藏经洞前,他百感交集。一九〇〇年,这一洞中发现三万余件敦煌文物,但却被法国人伯希和等劫走了近万件。洞窟仅仅剩下了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画,宝藏被劫掠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窟前还放牧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人夜宿之地。他们就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砍伐树木。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他面对眼前满目疮痍的敦煌,和在巴黎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又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不保护连这些都会毁掉。父亲的敦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第一个夜晚是一夜风沙。第二天,开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他们和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打着赤脚,清除积沙,苦战两个春秋,清除近十万立方米的流沙。接着,他们造了一条长达九百六十米的围墙,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从此开创。
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临摹壁画时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九十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搞清画中内容,父亲强迫自己念经文,然后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到一九四八年,他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八百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九四三年,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的确如此。眼前是沙,远处是荒漠、戈壁,莫高窟离最近的村舍有三十多里。自然条件的苦也许还好克服,但远离社会的孤独感和隔绝感都成了最“致命”的病毒。有一年夏天,他的一位同事发高烧,大家准备了一辆牛车要送他进城医治,牛车要走六小时才能到城里。临行前,这个年轻人哭着说:“我死了之后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葬在泥土里……”后来这个年轻人医好了病,辞职回家。但那种恐惧一直在偷偷滋长着,因为谁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究竟会染上什么病,大家也许都逃不出葬无所归的命运。
不久,抗战胜利,思乡心切的学生们纷纷回了故乡,研究所只剩下常书鸿和两名工人。常书鸿觉得,越在这时研究所越不能撤,人一离开,此前所付出的诸多努力彻底付诸东流。一九四六年,由于经费断绝,常书鸿返回重庆,他一边奔走为敦煌游说,一边再次为敦煌招兵买马,对每位报名者,都要逐一面试。常书鸿还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一文,向国人展示敦煌艺术,也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对保护敦煌宝库的工作给予支持。
悲欢离合
为了敦煌,常书鸿还遭受了个人情感的重创。父亲的前妻陈芝秀是他的浙江同乡,出生于诸暨一富裕人家。常书鸿当年去法国留学后不久,她也到了法国与常书鸿重逢,并在巴黎生了个女儿,这便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常沙娜。父亲为了他的敦煌梦,不顾陈芝秀的反对毅然回国。一年后陈芝秀母女也返回战乱的中国。由于无法适应敦煌生活,陈芝秀离开了敦煌。
一九四六年,父亲在重庆为敦煌研究所招募工作人员,我的母亲李承仙就是在那次面试中与父亲,与敦煌结下了终生情缘。追溯起来,母亲对敦煌的情结缘于张大千。她不断地从张大千那里听说“敦煌”和“常书鸿”,心里早已有了种种向往。当年二十二岁的母亲刚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毕业,便报名去敦煌。一九四七年十月,父亲常书鸿与母亲李承仙在兰州结婚后共同奔赴敦煌。
敦煌使父母亲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留下来的大量文献中看到没有李承仙无私无畏的陪伴,就没有常书鸿在敦煌事业的成就。
一九四八年在南京、上海举行敦煌艺术品展览时,常书鸿将所有的临摹品都寄到南京展出。一九四九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手谕令父亲把东西运到台湾,并让父亲跟他一起走。而父亲毫不犹豫地把画分别藏在上海、杭州亲戚家,自己立即返回敦煌,这是因为父亲在此之前接触过共产党,重庆展览时,郭沫若、董必武都去过,他对共产党、新中国满怀希望。更重要的是,父亲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离开敦煌,便等于放弃他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立即将那些珍贵的临品运回研究所,一九五一年在北京故宫举办了新中国第一个敦煌艺术展,受到周总理的赞扬并颁发了中央政务院奖状,这是由郭沫若手写内容,潘洁兹手绘花边珍贵罕见的国家奖状。
常书鸿去世后第二天,当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领导人来到家中悼念时,常嘉煌的母亲突然对她说:嘉煌,我们去敦煌。时任国家文物局研究员在北京安居的她突然选择了一条回敦煌的艰难之路:在敦煌开凿新石窟,这是她对父亲和敦煌的殉情,以这种方式传承敦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常书鸿去世后,骨灰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二年,常嘉煌的母亲和家人按照常书鸿生前“死了也要厮守敦煌”的遗愿,将其中部分骨灰埋在莫高窟旧居院内父亲种植的两棵梨树中间,后来被移到正对莫高窟大佛殿的公墓区。墓碑前刻着赵朴初送他的五个字“敦煌守护神”,这也正是他毕生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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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的介绍
常书鸿(1904~1994年)满族,老姓:伊尔根觉罗氏。别名:廷芳、鸿,河北省头田佐人。擅长油画、敦煌艺术研究。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1932年毕业于法国里昂国立美术学校,1936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历任北平艺专教授,国立艺专校务委员、造型部主任、教授,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1943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国家文物局顾问。甘肃省文联主席,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文联委员。
常玉与常书鸿的关系
没有关系,只是都去法国留过学。1921年8月,一百多名学生登上了上海黄浦江畔的博尔多斯号邮轮,前往法国。博尔多斯号船长不会想到,这艘邮轮即将开启中国现代美术的“先驱之路”。在此前后的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颜文、常书鸿、常玉、潘玉良等一批留法艺术生促成了中国美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常书鸿1936年创作的《客厅中的姐妹》,荣获了当年法国国家沙龙银奖,当时就被法国一位藏家收购,作为家族的永久收藏,直到去年才将其拍卖,被上海龙美术馆馆长以重金竞得。
常书鸿创作的这幅作品,应该是他在近10年的留法生涯中创作的最后一件重要作品。同年,因为被无意间发现的敦煌石窟图册所震撼,常书鸿回到了中国,向国民政府申请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此,常书鸿将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敦煌,成为享誉世界的“敦煌守护神”。